1970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过四旬、有着明显欧洲人相貌特点的人，正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一个鞋摊前驻足。他在童鞋区挑挑拣拣，似乎是在给孩子们选礼物。
当他终于挑好了一双鞋，并且准备掏钱购买的时候，突然有人掏出一支钢笔，对着欧洲人指了一下。
一团青灰色的烟，从钢笔中喷了出来。欧洲人随即倒地，浑身抽搐，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这位被毒杀的欧洲人，名叫尤里.巴甫伦夫。他曾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手下的卫士，同时也是克格勃必杀名单上的叛逃人员。
他的诡异去世，显然与苏联人脱不了干系。但是，随着调查之后，一位与中国、苏联的关系都很深的美女刺客进入了人们视野。
日本方面的调查随即偃旗息鼓，目送着杀人者离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日本人如此恐惧呢？
这些，还要从勃列日涅夫的那个时代说起。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的第四代掌门人，也是促使红色巨人信仰崩塌的关键人物。
他靠政变上台，但之后不但没有纠正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妄自尊大的毛病，反倒是犹有过之。
除了与中国的关系彻底僵化之外，此时的苏联还提出了“有限主权理论”，欺压自己的盟国。一个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突然就变得让人不认识了。
除了国家性格的改变，勃列日涅夫还打开了腐化的潘多拉魔盒。他开始带头收受“礼品”，从名贵汽车到高级别墅，几乎无所不要。
正所谓上行下效，他都如此，底下的高官就更不用说了。很快，苏联的官员，就都学会了用手里的权力换取利益。
更要命的是，勃列日涅夫还成了“圣母”，对手下所做的任何违法之事，一概予以原谅。苏联的社会风气，因此变得越来越差。
人们经常说“欲壑难填”，人们在得到利益之后，往往不会满足，反而会想着如何去获得更多。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尤里.巴甫伦夫，就是一个栽倒在物欲上的人。
巴甫伦夫也曾经是个“小英雄”。1941年6月，德国人开始入侵苏联。在战争开始阶段，苏联方面的指挥僵化，反应缓慢，大片领土丢失。
而巴甫伦夫的家，也被德军攻陷。德军对苏联平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巴甫伦夫的父母家人，都在战争的灾难中离世。
于是，这个当时还未成年的孩子毅然拿起了枪，参加了保卫家乡的游击队。
游击队的生活艰苦而危险，远非一个孩子所能承受。在一次战斗之后，巴甫伦夫掉了队，又迷了路，一时间又累又饿。
而苏联寒冷的冬天，又在这时向他伸出了魔掌。巴甫伦夫支撑不住，倒在了雪地之中。
也是巴甫伦夫命不该绝，就在他即将被冻死的时候，时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国防事务委员会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发现了他。
勃列日涅夫救了巴甫伦夫，并将其收为亲兵。之后，不管是在南方方面军任职时，还是在第18集团军当政治部主任时，巴甫伦夫都跟在勃列日涅夫身边。
1966年，勃列日涅夫以一次低烈度的政变，登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随即入主克里姆林宫。
一直被他视为己出的巴甫伦夫，也就成了勃列日涅夫的亲兵卫士。二人相处融洽，情同父子。勃列日涅夫甚至动用关系，将巴甫伦夫送入了大学。
但是，随着勃列日涅夫自己日渐腐化，巴甫伦夫也变得贪婪了起来。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苏联的轻武器研发部门工作。
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利用手里的权力，给自己谋取利益。但是，武器研发部门是个“清水衙门”，平时没什么油水。为了捞钱，已经被物欲俘虏的巴甫伦夫，想到了叛国。
巴甫伦夫开始频繁前往东德，通过那里的间谍组织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
他表示，只要能给他足够的利益，并且保证他的安全，他就会将苏联轻武器的大量机密和盘托出。美国人的行动也确实高效，很快就安排了巴甫伦夫的出逃。
心腹爱将叛逃，这让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他给克格勃下达了必杀令，发誓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要铲除叛徒。
很快，苏联人就听说，巴甫伦夫在英国出现。可当他们赶过去之后，却发现对方已经出逃；
紧接着，又有消息说，巴甫伦夫在夏威夷，克格勃的杀手又赶了过去，结果又扑了个空。
接连两次的无功而返，让克格勃颜面扫地。可是，当他们再次撒出情报网后，却再也找不到巴甫伦夫了。
直到将近一年后，他们才得到消息，说巴甫伦夫出现在了日本。他改换了身份，成了所谓的“西德商人”。而且，他的身边还有两个保镖，每天寸步不离的保护他。
这一下，克格勃有些头疼了。日本人都长着一张东方脸，在当时那个国际人员流动仍不广泛的时代，如果冒出一个来历不明的欧洲人，显得太突兀了。
很有可能克格勃杀手刚一落地，就会受到监视。到时候，别说行刺，杀手自身都有可能暴露。充分考虑之后，克格勃作出了决定：出动华裔女特工傅索安。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70年，中苏关系并不算好，双方的人员交流早已断绝。而且，克格勃内部对血统要求极严，亚洲人基本不用。
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一个华裔的女特工呢？这就要提到那段特殊的岁月了。因为傅索安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中国第一个到农村插队的“知青”。
傅索安出生于1946年的天津市，她的父亲是个医生，母亲则是某国家单位的英文翻译。所谓家学渊源，傅索安从小学习就很好。
到了高中时，她更是成了班长、英语课代表和团支部书记。她的优秀，一度是父母的骄傲。而且，她还有一个同龄人不具备的优势：美貌。
傅索安的美浑然天成，在周岁时，她拍了一张生日照。照相馆的人觉得这个孩子太漂亮了，于是就央求傅索安的父母，将这张照片放进照相馆的橱窗。
这之后，傅索安就经常受邀，去照相馆照相。当时的照片绝大部分都是黑白照，照相馆为了效果，还特意让人给傅索安的照片上色。
这么算起来，她还算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艺术照”的模特。
不过在那个年代，美貌不是通行证，政治上的进步，才是人们所追求的。
当1966年，那场风暴开始的时候，傅索安在第一时间就“响应号召”，成了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她本就是班干部，此时更是成了说一句话就极有分量的“小将”。1966年的8月18日，她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不久之后，傅索安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她和一些同学坐着火车，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遍访新疆、内蒙和东北，足迹踏遍了城市和农村。
当她来到了距离额尔古纳河不足二十公里的奇玛村的时候，国家号召知青插队落户的政策来了。
傅索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在奇玛村落了户。这一举动，也让她成了中国的首批“知青”之一。
插队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对傅索安等知青来说，却正是锻炼他们的好机会。他们抛却了城市里的骄矜，开始挥着锄头、铁镐，和其他农民一起劳动。
她们的态度，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甚至有一个蒙古族妇女，还认她当了“干女儿”。慢慢的，傅索安将奇玛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可过犹不及，她最终因为自己对村子的爱，导致了一场悲剧。
蒙古高原是个贫瘠之地，大部分都是沙漠，水源紧缺。在奇玛村附近，另有一个村子叫鲍家庄，两村为了解决用水问题，曾经合力修建了一座水库。
但是，水库蓄水后，总量却远远低于预期，无法满足两个村的用水需求。于是，在谁优先使用水库的问题上，两个村产生了分歧。
当时的知青，早已在城里养成了“武斗”的恶习，到了农村也毫不收敛。傅索安为了帮奇玛村夺得水库，在一天夜里带着一队人，与鲍家庄的人展开了械斗。
这一场冲突，造成了鲍家庄3人骨折、1人眼睛被打瞎的恶劣后果。
消息很快传到了城里，县领导立刻成立了工作组，到奇玛村调查事件真相。很快，械斗的来龙去脉就被调查清楚了，傅索安也被打成了“破坏生产的幕后黑手”。
紧接着的，就是鲍家庄的人对他们展开的“武斗”。一番“审讯”下来，傅索安已经是鼻青脸肿了。
傅索安清楚，如果自己再不有所行动，很可能会被监禁。情急之下，她想到了叛逃。
在自己“干娘”的帮助下，她趁着夜色，跳入了额尔古纳河，拼命向苏联方向游去。当时还是5月，河水仍然冰冷刺骨。
如果不是一艘苏联的巡逻艇发现了她，傅索安很可能已经葬身河底。
获救之后的傅索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十分向往伟大的苏联，现在是冒了很大风险前来投奔的。”这句话，赢得了苏联人的好感。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她被证明不是间谍。而无孔不入的克格勃，此时却动了心思。他们将傅索安送入了特维尔谍报学校，准备让她成为对付中国的武器。
傅索安的外形条件出众，也足够聪明，很快就成了学员中的佼佼者。就在此时，传来了巴甫伦夫在日本的消息。
于是，一次暗杀行动，就成了克格勃对傅索安的一次测试。
开始行动前，傅索安深入调查了巴甫伦夫。他有两个保镖，寸步不离地保护自己，想要下手十分麻烦。
而且，他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沿路也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想要靠一般的暴力手段行刺，靠傅索安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不过，傅索安还是发现了巴甫伦夫的一个破绽。他对自己的鞋子非常在意，所以经常会光顾那些有擦鞋服务的鞋摊。
这个时候，是他防备最松懈的时候，除了两个保镖，没有其他人保护他。想要刺杀巴甫伦夫，只能借这个机会下手。至于下手后如何撤退，那就只能见机行事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4月，在一天的上午，巴甫伦夫果然在一个鞋摊前驻足。而且，这次他似乎是要为孩子挑礼物，所以停留的时间更长了一些。
傅索安抓住这个机会，先是佯装和别人吵架，等到保镖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后，她就用手中注满毒气的钢笔，对着巴甫伦夫的脸上就是一喷。
随着一股青烟冒起，巴甫伦夫瘫软在地。两位保镖一个过来搀扶，一个拨打求救电话，全都放松了对傅索安的警惕。傅索安也趁着这个机会，隐匿在了人群中。
此事发生后，日本和美国的情报组织，已经看出此事系克格勃所为。但是鉴于行凶者是个亚洲面孔，他们害怕这之中涉及中国。
再者说，巴甫伦夫已经死亡，没有了价值，为他将亚洲地区的情报网搅个天翻地覆不值得。权衡之下，他们放松了对凶手的追查。
而日本的警视厅，也由于本案涉及机密，不敢过深探究。最终，叛国者巴甫伦夫的死不了了之。说起来，这还真符合一个叛徒的下场。
至于傅索安，则是安然地回到了苏联。经此一事，她声名鹊起，被提升为教官。
但同时，她也引来了同事们嫉妒和不信任的目光。她出外勤的机会开始越来越少，慢慢地沉寂了下去。
不过，在1971年的9月13日，她又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当时，中国的“副统帅”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
傅索安作为中国人，被克格勃调过去辨认尸体。这之后，傅索安就被彻底搁置了，成了一个顶着“教官”头衔的图书馆管理员。
1974年的一天，傅索安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她已经是肝癌晚期，无法救治了。
傅索安的身体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不得不卧床休息。而此时她发现，克格勃的那些同事，居然让人监视她在养病期间的一言一行。
她立刻醒悟，原来在这个异国他乡，根本没有人相信她，即使她完成了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情况也不会改观。
4月13日，傅索安用一个刀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她死的时候，用鲜血写了一个“悔”字，这恐怕是她对自己贸然离开祖国感到后悔吧。